自有国家以来，就一直存在国家权力对民众的侵凌，特别在那些特定个人或集团握有对人生命财产予夺之权的地方，这种侵凌可能是无节制的和肆无忌惮的。

[9]虽然许崇德教授没有直接论及阶级斗争条款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他认肯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在整个宪法中的核心地位，[10] 也就必然无法忽视阶级斗争条款在宪法中的地位，因为体系化思考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加强和完善。

[14][7]此种见解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条款之规范内涵的错误理解基础上的，而且也反映了论者对该条款所欲以实现的立法目的不甚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关键词:  阶级斗争条款。于此可见，宪法学这门极为艰难的学问被简化到这样的程度：即只要有一个公式，所有的问题比照它一套，任何疑难均迎刃而解。[11]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研究宪法的方法对待我国宪法均存在明显的缺陷。

由我国刑法第一条[24] 的规定可知，刑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保护人民。（一）一个已经死亡的条款 宪法死亡条款一语出自著名的宪法学者蔡定剑教授。晚近，一些省市还在进行制定单行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努力。

[2]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技术精英在中国公共政策舞台上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如果考察我国行政机构主要领导履历，却会发现他们的专业化程度并不高。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该模型假定行政机关是由技术精英统治着，假定专业化的行政机关在知识和信息上都有着自己的优势，认为它可以更好地整合信息和技术资源，超越私人利益而为了公共利益制定标准，从而矫正因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所带来的政府失灵。如何避免照搬国外法律制度和条文而食洋不化的倾向，成为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课题。

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可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对风险行政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咨询委员会装置在行政程序中的功能和作用。

在未能完全摆脱全能主义国家的桎梏，一个注重经济发展和保护人民福祉的国度中，行政程序有可能被湮没于政治权威和科学幻象的夹击之下，而变得黯然失色。为此，需要设计出相对简化而又能规范运作的社会保障金申请和发放程序，同时设计出社会保障行政纠纷解决程序。[9] 与之相对，作为典型的给付行政领域，在社会保障行政中所面对的常常是社会上处于无助地位的弱者。为此，有必要首先结合不同的具体部门行政领域，去把握其中有特色的行政程序装置，并从中引申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制度和原理。

为此，能否重塑机关文化，简化行政流程，确立对法治和程序的信仰，将成为制约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因素。这些法规也为我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积累了实践经验和立法例。例如，广州市政府于2002年底颁布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它开启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建设的进程，在我国首次以成文法的方式，针对作为私人的社会成员与作为公共权力组织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设定了知情权。而这也将成为掣肘我国行政程序立法进程的深层次因素。

这些弥足可贵的尝试让人联想到日本的信息公开立法历程。警察行政机关为了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信息时，需要开展调查活动，而这可能涉及到对隐私权、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权、营业自由权的侵害，为此，应规范调查程序，要求表明身份、说明调查理由。

尽管我们已经开展了对外国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翻译编纂工作，但是我们目前翻译编纂的更多是法律规范条文，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这些法律条文，却不知道这些条文背后蕴含的关切和考量之所在，不了解特定条文背后所折射出的利益分布和复杂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它们有较为稳定的渠道，去向政府部门反映自己的见解。

因此，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可能占据更为优势的地位。（一）政治权威的主导 在中国，官是在甲骨文中即出现的最古老的汉字之一。在日本公务员体系中法科毕业生占据有很大的比重，升迁的可能性也很大，甚至被人讥讽为法科万能。今天，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着力培育和中国政府规制机构的良好关系，乃至试图发展和维持和官员之间良好的非正式关系，它们甚至会资助政府部门进行公共政策议题、法律修改方面的研究，资助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培训。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这些典型案件，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所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司法》杂志上所刊载的案件，事实上都对与之类似的案件产生参考、指导作用，它可以强化判决的理由，提升判决的正当性，事实上对法院产生拘束作用。法律人在中国行政体系中更多地扮演着幕僚的角色，而未能发挥更为重要的地位。

在未来的行政程序立法进程中，要夯实学术积累，探讨推进动力，分析现有的行政管理和制度实践，从而审慎地展开切合中国实际的程序设计。[8] 但是，体系的形成要求首先获得初步的经验，然后利用分析、比较、归纳的方法将其经验向水平以及垂直的方向予以推广，并在不断试错中利用演绎验证经验、理论来去芜存菁。

在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统一行政程序立法与具体行政领域法律制度的关系、中央行政程序立法和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关系以及成文法与法院案例的关系。为此，在未来的行政程序立法进程中，要夯实学术积累，对全球化、信息化、民营化背景下给行政程序带来的新课题加以思考，对中央各行政部门、各地各级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实践进行实证调研和理论归纳，对已有法律规范中行政程序的规定和各级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加以整理和分析，以期掌握现况，发现问题，从而审慎地展开切合中国实际的程序设计。

2007年9月形成了专家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经过三次书面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广泛座谈讨论后，湖南省政府法制办经过反复修改并经办务会研究讨论，形成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草案稿。这有助于厘清围绕中国行政程序立法过程所展开的一些讨论，匡正行政程序立法进程的航向。

而由于其内部性，政府在面对雪灾、洪水、禽流感、SARS等危机事件时，往往有较为强大的动员能力，乃至超越既有法律框架和法律程序，通过命令-控制的手段实现行政目标[8] 但是，体系的形成要求首先获得初步的经验，然后利用分析、比较、归纳的方法将其经验向水平以及垂直的方向予以推广，并在不断试错中利用演绎验证经验、理论来去芜存菁。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正在承受着快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在变迁进程中，时常可以看到法律规范不敷社会现实之需的场景。为此，有必要通过咨询委员会装置，在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紧张中达成相对最优的选择。

在未来，即使有了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也应容许地方行政程序立法领域的空间。[3]在这样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中，尽管形式上个人和组织在由行政职权构成的共同体的外部，但实质上他们依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成为附着于国家机器上的笼中鸟，这就决定了政府对他们进行管理时最有效的手段仍是内部性的。

法律人在中国行政体系中更多地扮演着幕僚的角色，而未能发挥更为重要的地位。（二）技术精英治国的迷思 在西方学术界对行政和行政法的讨论中，常常会涉及技术精英治国（technocracy）一词。

这有助于厘清围绕中国行政程序立法过程所展开的一些讨论，匡正行政程序立法进程的航向。（二）对行政程序立法推进动力的探讨 行政程序立法是对行政部门的一次全方位革命，为此，需要有外在的动力来推动行政程序立法变革。

根据汤姆·金斯伯格（Tom Ginsburg）的研究，只有在政治上遭受反对和挑战的政府，才会期待为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改革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例如会议过多，以至于有官员戏称我们不是在会场，就是在去会场的路上。在日本，山形县金山町于1982年3月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这是第一个进行信息公开立法的地方公共团体。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对于行政程序的原则，所适用的主体，都存在争议。因此，行政程序立法的进展可能离不开行政程序学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官员普及宣传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和理念，并成立相对独立超脱的议事机构或协调机构，来推进行政程序立法进程。

在此，笔者试图去厘清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复杂背景，并对转型时代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临的挑战与可能性，展开尝试性的探讨。  三、对行政程序立法智识储备和推进动力的检视 （一）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智识储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行政法学界就开始了对行政程序法的研究。

相对于有专业技术的行政部门和官员而言，法制机构和法制官员每每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也许在年复一年的机关工作里，他变得更为熟悉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工作流程，更为熟练于文书案牍工作，而很难继续跟踪专业领域的前沿动态，对专业实践中的问题越来越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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